十堰市六年累计建改农村户厕52万座

但事实上，在他们那里，道呈现为完全不同的面貌与价值。

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用实证史学的方法来研究国学的结果，这样的国学将会成为一种与中国人当下的生活、与中国人当下的国毫不相干的东西。当今的汉学主流是西方汉学，对当今中国学术界影响很大，然而无论就其目的、还是就其方法而论，都与我们所希望的国学毫无关系。

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其所谓国学绝非国学。中国社会的历史时代及其学术形态，略如下表：我们不能不承认：经学是前现代的家族社会、皇权时代的意识形态，而决不可能是现代性的市民社会、民权时代的东西。真正的经学绝非什么社会科学，而是在家族社会、皇权时代的生活方式中生长起来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学术表达，不仅渗透在那种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中，而且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这种分科研究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其一、它是分析性的，而非综合性的。这在美国学术中表现得尤为鲜明，从作为美国的国家哲学的实用主义哲学到美国的政治哲学，实际上在统摄着美国的各门社会科学研究，服务于美国性（Americanness）。

唯其如此，经典和主体才能在作为大本大源的生活之中不断地获得其新开展的可能性。真正的国学的研究方法，应是经典诠释。只要他们这样联合起来，就可以构造他们认为合适的那种形态的政府。

而鉴于欧美教训，政府的福利保障体系绝不能损害家庭传统。人民儒学所思考的乃是中国的现代国家秩序之构建问题，唯有一种新经学能够有效地承担这一知识与道德任务。合乎天道、人情，具有历史、文化正当性的制度理想在此过程中自我呈现，现实必有待于此，才可能形成健全的秩序。洛克的理论，及与之结构大体相同的卢梭的契约论，构成现代国家的基本构造性原理。

这一格局为后来所有宪法承袭。通过在现代脉络中诠释六经、十三经，人民儒学将对于宇宙中人的地位，对于人性，对于人际联合之基本机制，进行深入思考，并呈现一系列关于秩序的元命题。

宋儒面对天道信仰几乎崩坏的格局，不得不向心上用力，以理性的教诲说服君王行道。关于政制，儒家相信，天生民，故主权在民。人民儒学与新经学同时成长，儒学才能重回生活与社会现场，参与中国的现代国家秩序之构建与维护过程中，从而恢复其在历史上曾有的道学之位置。儒学义理体系就是绕此展开的。

人民儒学只限于为这些学科提供元理论，也即一个关于人际合作、道德生活、规则之治的基础性理论。家庭在儒家义理中居于头等重要的位置，首要的福利保障单位也正是家庭。随着人民成为儒家整体治理规划之首出庶物者，儒学之整个理念架构都将发生重大变化，这也就给当代儒家提出几乎层出不穷的研究议题。人民儒学当延续这些讨论，一方面研究如何产生贤能型代表，另一方面也要研究，如何确保这些代表不至于滥用权力。

第二，现代秩序之根本要素在人民，20世纪中国一切宪制之首要原则是人民主权。然而，如何行道？置身于家天下时代，君之权威已成为一个给定的基本政治事实，不论是打天下或者血缘继承，君都并不必然具有德性和理性。

儒学的这种思考、研究、言说取向，让儒学从现实生活中退缩，而与现实严重脱节。在《政府论》中，洛克首先预设了一个具有完整道德和政治能力的人民的存在。

人民儒学则希望更进一步，在构造中国的现代国家秩序的方向上进行更为深入而具体的探索，让儒学面向中国最为根本的问题，从而让儒学重回生活与治理过程，并发挥其在历史中所曾经发挥的伟大作用。因此，今天，中国要完成现代国家秩序之构建，中国人要给中国和人类想象更为美好的秩序，需要在现代环境中恢复经学。汉儒首先借助于天道主权论说，实现了致君行道之突破，如董仲舒天人三策之第一策云：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他透过革命性地转用儒家话语，接引现代国家构建之种种制度。由此，儒家或许可以发展出一种古老而又现代的伦理学，它承认个体，而又赋予个体以内在的社会性，从而为健全的治理秩序提供一个坚实的伦理基础。由此，儒学之整个理念架构可能都将发生重大变化。

西方传入的各种现代命题，因其新奇而被人们接受，并轻易付诸试验。华夏治理之道从一开始就是普遍主义的，始终把华夏置于天下框架中进行思考。

在开放的世界体系中延续华夏—中国道统，以与其体量成比例之智慧，参与于共同探究人类优良秩序之过程，亦为中国之天命所系。最早清晰地意识到构建现代国家之历史必然性，并形成现代国家之完整蓝图的中国人，正是儒者康有为。

儒家并未、也不可能博物馆化，而必将参与中国的现代治理秩序之塑造和再造。人民儒学也需要发展政治的民族理论与重塑世界秩序的天下理论。

当然，这样一来，享有绝对主权的君的治理就是缺乏理性精神的。儒学不关心现代国家秩序构造与维系问题，对于国家最为重大的问题没有进行思考，提不出令人尊重的理念。据此所建立的国号之中有人民。在我们看来，人民儒学是儒学的自新之道，人民儒学也将基于儒家立场探寻中国的维新之道。

正是依据此一理论，美国宪法这样开头：我们合众国人民（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为了构造一个更完整的联盟，树立正义，确保内部安宁，供应共同防御，增进普遍福利，保障我们自己和后代的自由之福，而为美洲合众国制定和确立本宪法。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而理性地透过立约的方式设立政府，构造一个平等的政治与文明共同体，此即现代国家。

比如，梁启超、张君劢深入讨论过国民问题。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开篇说：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学家以经为本，面向现实，透过解经思考现实。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

总之，人民儒学就是这个时代的道学、经学。由此，人民儒学也将基于儒家价值，重新构思中国之现代秩序。（《上殿子·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一，《二程集》，第447页）儒生希望以道统支配政统，道之大本依然在于天，不过这个时候更多地呈现为道、理甚或良知。天下观念也是一个世界秩序想象。

如程明道所说：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学，明善恶之归，辨正邪之分，晓然趋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若君不听，继续残害人民，就将成为孟子所说的一夫。

晚近以来大陆儒家也十分关注民主问题。可以说，牟宗三先生关于中国固有治理模式之评估，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中国在以前于治道，已进至最高的自觉境界，而政道则始终无办法，因而，只有吏治，而无政治。

不过，如上所述，中国的政道其实经历过复杂变化：大道之行也，天下人享有主权。围绕着公民之思考，形成了共和主义以及宪政主义。